国际数学大师与本科生“研讨”式上课，世界顶级工业设计大师和学生一道交流、学习，受过周恩来总理接见、当了36年记者的日本友人教会学生堪比教科书般的日文……这一切看似天方夜谭，却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广东高校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伴随广东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广东高校中外交流合作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洋大师”、洋教授也漂洋过海，在广东宁静的大学校园中扎根、定居，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第二春”。

当他们每天在广东的校园里穿梭、传道授业解惑，他们给本土教育带来了什么冲击？近日，记者走近了这群扎根广东高校的“洋大师”。记者发现，这些“洋大师”带来了扑面清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比如办公室不设门禁，随时欢迎学生登门拜访；每天中午雷打不动，学生必须在一个小时内用日文完成采访、拍摄、写稿。

大师与学生零距离，这不正回归了大学的本质？

脸谱1

栖居华师七载，洋教授渴望“就这么呆下去”

俄首席科学家成广州荣誉市民

广州市人民政府日前向新当选“广州市荣誉市民”的获奖者颁奖，其中75岁的俄罗斯科学院首席科学家波古，成为此次年龄最大的获奖者。

这位年过古稀的俄罗斯老人如今已经双鬓全白，走路有些佝偻，但在学生们眼中这位老教授“活力四射”。而更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波古在68岁高龄时却萌生了“中国情愫”，决定移居从来没有踏上过的中国大陆，来到广州重执教鞭。

大师来华结缘广州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波古身上有太多故事：幼年经历二战洗礼，又从白俄罗斯的边陲小镇进入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只身前往西伯利亚参与科学研究。波古一生中相当长的时间以访问学者、特聘教授的身份任教于世界23所一流高校，他培养的弟子中近30人成为国际知名的数学家，泽马诺夫更是获得数学界的“诺奖”——菲尔茨奖。

大师可遇不可求，2006年，华师以当时在校教授最高年薪40万元向这位首席科学家伸出橄榄枝，终于成就了他与广州的这段“姻缘”。

一来到华师，波古就向院系领导提出自己的“规矩”，自己的办公室不必专门设置门禁，他随时欢迎学生登门拜访。现在，波古的课堂上总是坐着来自不同年级的学生，“有时候外校学生，甚至中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也慕名前来听课。”华师数学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裕群介绍，波古从来“来者不拒”。

“第一次到他办公室问问题，一直忐忑自己英语不好，问的问题太肤浅，生怕会被笑话。”现在已是波古班上的一名博士研究生的陈康武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波古时的情形：“他看出了我在表达方面的窘境，转而用浅显易懂的词汇跟我对话。”陈康武承认，自己最终选择在博士阶段依然留在该校，与“大师在身边”的吸引有莫大的关系。

除此之外，波古每天还坚持上网，搜罗国际数学新成果与学生分享。而其中大部分并非波古专长的组合数学领域。这时候，他喜欢将手中的粉笔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求解如何解答。

“身为大师，却没有大师的架子，在数学上要求学生不畏权威，平等交流。”陈裕群回忆，常常看到波古与学生因为数学而激烈辩论，师生眼神碰撞，突然会心而笑。“学生们都喜欢跟这个‘洋老头’打交道。”

数学家的“广式生活”

获得广州荣誉市民奖之前，波古还曾于2009年获得“中国友谊奖”——这是中国颁给外籍专家的最高奖项。而波古，也经常毫无顾忌地表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和喜爱。

一次上课，波古无意中打听到自己的学生张泽锐会练太极，当张泽锐到办公室请教波古问题，讨论结束背起书包即将离开时，却被波古拉住了，要求张泽锐教他“Chinese Kongfu”。于是，每当张泽锐到波古办公室请教问题，两人讨论累了就会“来两下”，而波古则每天早起练习刚刚学会的太极动作，而这一习惯，波古已经坚持了近一年。

如今的波古，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广州街坊”：买菜、煲汤，甚至学起广州人早起吃早点，而吃了一辈子西药的波古还喝起了中药，做起了针灸，这让学生和同事们感到吃惊，可波古却不以为然：“数学本身就不断变化，我很享受变化带来的乐趣。”

在广州的七年时间里，波古带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超过40个。当问及什么时候打算退休时，波古表示：“一般的数学家到了这样的年纪，都会退休停止研究。但是我永远都不打算退休，我想一直这样做下去。”当问到签约期满时有何打算，波古张开双手：“我当然希望继续留在广州！”

脸谱 2

世界顶级工业设计大师汉诺·凯霍宁

花五年设计一把椅子

汉诺·凯霍宁，何许人也？

他曾是诺基亚首席设计师，设计了全球第一款GPS定位手机，并使之成为所有手机和相关移动电子产品的基本模式，从此改变了人类的交流方式；

他的设计，从交通工具设计到电子通讯产品设计、机器装备设计、家具设计、公共设施设计、照明系统与灯具设计及视觉传达设计等多个领域，几乎无所不及。

而这位世界顶级工业设计“牛人”，还有一个最新的身份：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千里迢迢请来的“洋大师”，他同时也是广东省工业设计集成创新科研团队的带头人。

“以人为本”和动手实践并重

在汉诺30余年的设计生涯中，他的设计项目超500项，项目资金约20亿元；研发的新产品300余项，其中大部分已实现产业化并成功推向市场，销售额约150亿元。他成功的秘诀究竟在哪？有人说，这根植于汉诺心中“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比如说一把小小的“锁”，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老师陈朝杰介绍说，汉诺设计的Abloy Oy系列锁具装配进入了芬兰的千家万户，成为几十年来一直畅销的经典设计。

除了理念，亲自动手实践也很重要。“大师不是‘神’，大师是靠源源不断的实践积累而成。”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老师戴梓毅有感而发。

有一次在课堂上，有人问汉诺：“想要决定一个产品的材料，该如何做？”“打电话给工厂，直接问。”这就是汉诺的回答。在他看来，“设计，一定要到产品制作的第一线去。”

好奇心是设计的“血液”

“你能想象这样一个世界级设计大师，在成名后会花五年时间，只为设计一把椅子吗？”陈老师举例说。有一次汉诺突发奇想，想要制作一把户外的折叠椅，就使用钢管、帆布等基本材料。经过反复琢磨，椅子做成时，已经过去了五年，而此时汉诺早已是享誉世界的工业设计大师。

“他那种对工业设计的浓厚兴趣和深深的爱，绝对是他今日站在世界工业设计金字塔顶端的必要条件之一。”在采访中，多位老师和同学一致赞成这个观点。

“好奇心是学设计之人的血液”，汉诺天生就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广东工业大学一年级博士生张惠忠同学有幸当了汉诺的“生活老师”，带着汉诺在广州转悠了几天后，他发现，“汉诺教授更像是一个对什么事都抱有浓厚兴趣的可爱芬兰老头。”

“他还非常好学。”张惠忠告诉记者，这个对中国一直珍藏着一份特殊情感的洋教授，正在努力学中文。有一次，在广州方所书店闲逛时，汉诺问张惠忠有没有工业设计类的中文教程，他想买回家细细研读一番。而不久前中国作家莫言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汉诺就立刻想读莫言著作的英文版。

脸谱 3

当了36年记者，浅井治退休后到中国教日文

训练学生当日语记者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日语系的同学们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日语电子杂志《云山四季》。浅井治就是他们的指导老师。

每天上午繁忙的课程一结束，同学们必须加快嘴巴咀嚼午饭的速度，因为中午12点，他们必须准时出现在采访现场。在那里，浅井老师早已等候很久。只有一个小时，这些记者必须完成采访、拍摄、写稿。而浅井老师，只在一旁默默观察，从不插手。

“我要像训练新闻记者一样锤炼学生的日文，我要让这本杂志展现出最规范、最美丽的日语！”对于浅井治而言，每一期《云山四季》，都是提升学生日语综合能力最完美的平台。

周总理一句话改变人生轨迹

在成为一名日语教师之前，浅井治是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从事新闻工作36年，足迹遍布欧、亚、非、美四大洲，多篇佳作获得日本国内的新闻大奖。

“到中国当日语老师，是为了兑现年轻时的承诺。”1971年，中日尚未建交，浅井治跟随日本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中国一周的见闻让浅井治深感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犯下的深重罪行，当他向周恩来谢罪时，周恩来的一席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说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远不是你们这一代的错误，请你们回去向日本人民转达中国想要建交的意愿。我那时就下了决心，要为中日友谊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9年9月，浅井治一退休就来到中国，在朋友推荐下，到广外做一名日语外教。

设采访教室让学生做新闻

甫一上任，如何将纯正、地道、标准的日语“润物细无声”地植入学生脑海深处，就成了浅井治最大的教学课题。回想自己过往的经历，他发现，自己36年的媒体经历成了最大的教学资本，“我用日语专访过一千多人，熟悉标准的日本新闻用语，我想与人沟通的会话能力、规范文章用语的意识可以在日语教学中发挥作用。”

“记者的文字水平一般都要高于普通人，像培养青年记者一样培养日语学习者的语言技能，收到的效果将更好！”浅井治给杂志的所有采编记者人手发了一本日本各大媒体通用的《记者手册》，供其学习日本正规的新闻操作流程。利用午休短短一个小时，浅井治开设采访教室，他将整本杂志的运作都交给由学生组建的团队，自采、自写、自拍、自编，整个流程都有学生记者团自主打理，而浅井治做的只是审稿，确保每一篇稿件都是由最严谨的日文书就。

浅井治“做新闻带动日语学习”的尝试收到了奇效。去年与今年，《云山四季》的学生记者连续两年夺得东京日语演讲比赛季军。许多学生记者毕业后进入日本地方媒体成为了真正的记者。杂志的巨大成功也获得了校方的肯定，从去年开始，参与杂志制作可以获得两个学分。

“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把《云山四季》办成世界上最好的日文电子杂志，为了这个梦想，只要广外不赶我走，我就不会走。”浅井治笑道。

脸谱 4

广外教师Richard Johnson中国任教20年

“我觉得自己现在更像中国人”

课堂上，当发现有学生交头接耳、开小差甚至打瞌睡时，只见一位个头不高、背已微驼、手拄拐杖的外国老头儿轻轻摇晃手中的小铃铛，清脆的铃声响个不停，学生们顿时困意全无，注意力高度集中。老头儿并没有扯大嗓门，眼神却极凶，嘴中飘出一段轻柔纯正的美语：“When you listen to the beautiful ring， you should……（当你们听到这美妙的铃声时，你们应该……）”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凡是Richard Johnson教过的学生，大都忘不了这幅场景，尤其是他上课用的这个小铃铛。

教课要教到学生发出微笑

Richard是个美国人，年逾六旬。在广州已经工作生活了20年。1992年，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大批外语教师，出于对中国的好奇，Richard辞掉工作来到中国。在广外英文学院，Richard教授《西方文化》、《英语写作》等课程已经十余年，他目前是学校最年长的外教。

外语学习常常让学生感到重复甚至枯燥。但Richard的课堂很有自己的风格，颇受学生欢迎。

“学习语言，需要更多的课堂互动和参与，而不仅仅是填鸭式学习。”为了让同学们更多地提问和参与讨论，Richard非常用心地想了很多办法：每次上课都会提前到课室去摆放桌子，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排列。他会发给每个学生一个姓名卡套，要学生分别写上中文名和英文名，然后挂在胸前，他解释：这样既方便叫学生回答问题，也有助于记忆学生们的姓名。

Richard尤其擅长察言观色。他认为，很多中国老师都会犯一个共同的错误，直接问学生：“你听懂了吗？”于是，有些学生为了避免尴尬，就不懂装懂。但Richard却坚持要观察每个学生的反应，只有学生发出会心的微笑，他认为才算数。

Richard在中国教了20年书，他说，最值得高兴的是“在教书中，感到学生因为学习方式的改变而获得的进步。这是最大的乐趣”。

“中国大学自主权还不够”

尽管是外教，但Richard一点也不“见外”。他自诩是个“中国通”，一有假期就全国到处跑。

他甚至一脸严肃地告诉记者：“我更喜欢中国，我觉得自己现在更像中国人！”他的逻辑是：自己的性格更适合中国，“相比较激烈竞争、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我更喜欢中国人平缓、委婉、安静的处事方式，西方过于直接的表达方式，会让人不舒服伤害人。”

在广州住了20年，Richard甚至深谙“点到即止”的中庸哲学。当记者问及：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大学制度有何差异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大学还没有充分的自主权，有时候决策并没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